1973年，黄河边，大山中，年纪尚轻的岳光溪在山西岚县的电机厂里看着书，自学着《电机基本原理》。而这一年，也正是他因为不赞同造反派的行为，从北京被分配到山西的第一年。
九年前，岳光溪抱着“干国家最急需之事”的信念，考入清华大学，被动力农机系（今能源与动力工程系）录取。谈起刚进清华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在清华食堂吃到韭菜炒鸡蛋时的心情。“中午一个菜，一大勺子韭菜炒鸡蛋，我从来没见过韭菜炒鸡蛋里有这么多鸡蛋，”他笑得开怀，“当时就想，清华的食堂真好啊！”上中学时，他还在长身体，却正赶上58年大跃进和61年经济困难时期，饥饿是他的常态，那种状态下的一顿“韭菜炒鸡蛋”成为了他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外，当时清华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岳光溪在中学时对自己的实力满怀信心，但来到清华后，他发现“世界上的聪明人太多了”，自己“和那些天才根本没办法比”。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心态始终“没有救过来”。直到过了很多年，在第二次考回清华时，他与一位比他高三届的学长交流起在清华的自我认同问题，才明白必须要变更学习观念。“在大学里，别盲目追求90分、100分，将课程的基本概念、核心观点学会，就行了”，即使到了今天，岳光溪还是保持这样的态度和观点。
在辅导员的动员下，岳光溪选择了锅炉方向。对这个方向，当时的他还了解甚少。当时的清华本科实行六年制，他在二年级刚学完高等数学、物理等基础数理课程后便进入了“十年动荡”时期。岳光溪的大学生活，也在混乱中仓促结束。
1970年，因为不赞同造反派的行为，他被错打成“反动学生”，在清华实验电厂做了三年锅炉上煤工后即被分配去了偏远的山西岚县中学教书。
远离家乡，孤身来到大山，岳光溪的心情十分复杂。“我很委屈，我没干任何坏事，我也认为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回忆道，“我不甘心，我就想着我能在山沟里给老百姓做点事儿，拿我的工作来证明我不是坏人，历史会证明我没错。”
抱着这个信念，岳光溪在教师任上认真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当看到农村很少有孩子能够上高中，加之大学停止招生，有天赋的学生即便完成了高中学业也无法进入大学深造，只能回家种地，他感到非常可惜。他希望学生们即使回去种地也能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只能做普通的农民。出于这个想法，他利用课余时间编写了关于电工、拖拉机和水泵等专业内容的教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由于编写了这些教材，又时常帮助村民修理收音机，他被误认为是电子技术相关专业的大学生，被调到了县里电机厂工作。入厂后，领导要求他解决电机和农用变压器修理问题，当时的他因为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觉得十分棘手。没有专业背景，他就买了大量的相关技术书籍自学，再将所学用于工作中，一举攻克了困扰全厂多年的技术难题，这次经历后他也成为了全县公认的电机专业人员。
在电机厂的经历使得岳光溪变得更加沉稳、成熟。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山西省工矿配件公司交给岚县电机厂的高压大容量电机线圈备件产品开发任务。那时我国多数的大容量高压电机仍是进口产品，在线圈老化后备件采购困难，加之高压电机线圈作为外绝缘硬线，产品型号规格繁杂，工艺难度大，质量要求高，因此国产化开发过程十分艰难。接到任务时，他对这项技术毫无了解。于是他一面前往北京、天津和沈阳等地的重型电机厂向前辈们请教，一面在物质条件严重匮乏的大环境下自己动手制作了全部的工装和检验设备。若非亲眼所见，人们很难相信岳光溪自制的高压线圈备件试制品能修复6000kW的电机。
岳光溪在岚县电机厂工作了六年，成为全县最出名的电气技术员，并帮助这个全县最老的厂发展为当地收益最好的国企。
“文革”结束后，他得以平反。“平反后，我跟大家一样了，我从地平线底下回到了地面上。”考回清华，是他当时回到北京的唯一机会。他抓住了机会，成功于1979年考入清华热力学与传热学进修班。
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岳光溪显得格外淡然：“人生最终就是∑=0，如果说我与他人不同，只是我的振荡幅度太大。”
穿过前半生风雨，他归来仍是赤诚少年。在电机厂的六年自学与工作的经历，也为他之后的科研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只卖苹果不卖树”，这句话被岳光溪记了一辈子。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开始飞速发展，社会开始高速转型。当时，我国正处在搭建基本工业体系的关键时期，所需要的都是高能耗产品，因此对能源的需求巨大。而那时我国有近70%的能源来自煤炭，这便迫切要求实现劣质煤燃烧利用和燃煤污染控制，循环流化床技术也因此逐渐受到人们重视。
循环流化床技术是一项清洁煤燃烧技术，它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低，燃烧效率高，并且燃料适应性广，能烧各种劣质煤。这一技术在负荷适应性和灰渣综合利用等方面也具有综合优势。
当时中国虽早已开始这一技术的研究，但囿于科技实力和经济基础等因素，我国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容量仅能做到几十蒸吨每小时。因此，我国只得以高昂的价格向芬兰奥斯龙公司购买220吨每小时的循环流化床锅炉。“当我们提出想向奥斯龙公司购买技术的想法时，对方只回了这样一句话：‘只卖苹果不卖树’。”这句话一直被岳光溪刻在心里，凭着这种志气，岳光溪将接下来20年的光阴全部投入到国产流化床技术的研究中——“我就不信我们种不出树来！”
“事实上，外国公司对技术进行严密封锁，是为了长期攫取高额利润，但它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效果并不理想，进口设备的运行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国外文献中也找不到答案，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去探究技术背后的原理，在搞应用研究的同时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在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后，岳光溪带领团队全身心投入到循环流化床技术的研究中，从上世纪90年代起便一直站在国家循环流化床燃烧攻关的第一线。
“‘七五’的时候我还在跟着老师学，‘八五’开始跟着做，‘九五’成为项目负责人， ‘十一五’指导学生负责世界最大容量60万千瓦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示范项目。”二十多年的奋战，从最初的行业“萌新”，到提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体系，背后是岳光溪和团队成员长期以来的辛勤耕耘和默默付出。在2005年，岳光溪团队解决了循环流化床的工程设计需要问题，成功建立起一套由我国独创且较国外更为先进的循环流化床煤燃烧理论体系。岳光溪也成功将这套由他主持研发的循环流化床锅炉设计技术出口到了日本，实现了中国循环流化床设计技术的出口“零的突破”，这表明了“中国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走在世界前列”。
几十年栉风沐雨，他成功种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果树”。
热心、赤诚，是岳光溪给人的第一印象。
他常将“感恩”二字放在心上，落入行动。79年平反后，岳光溪要回北京念书，岚县县委书记笑称国务院来调他都不会放，并给他涨了几十块钱工资。“我心里头特别安慰，当地老百姓也对我很好。”岳光溪回忆道。他记着在山西的那段岁月，带着对当地老乡的感情，在2000年回到山西。
考虑到地理位置和工业基础等因素，山西可能并非科研的最佳选择，但他对山西仍然怀着感恩之心和浓浓的感情，于是在这里岳光溪又投入了二十年的时光。
二十年潜心研究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使山西的煤电企业得以发展壮大。但岳光溪并不居功自傲。“我没那么高志向，能看到这企业通过咱们的技术支持能发展起来，老百姓能从技术的发展中获得实惠我就满足”，他如此评价自己的成绩。现在，当地工厂的工人收入逐年提升，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停在了工厂附近，工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他感到由衷的满足。
他以科技助力山西的发展，更借教学培养了代代人才。
在岳光溪看来，大学里的工作，教学生是首位，科研得排第二，但教学与科研二者是相结合的。他在MIT访问时，一位燃烧领域的教授令他印象十分深刻。教授每节课都是通过自己最新的科研结果来向学生展示其中燃烧学的概念是如何体现，真正能做到“把知识讲活”。在他的影响下，岳光溪也认为：“真理是一直往前走的，要是不做科研，那你就没有往前走的东西，你教书就一定是落后的。”所以，他从未停下过科研的脚步，同时也在用心经营着教学事业。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除了讲授基本知识和概念外，岳光溪还注重言传身教。“做老师的思想境界和行为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认为。正是因此，岳光溪从来不以一种俯视的眼光与学生相处，经常设身处地的为学生考虑。“看到自己的学生出去以后做得好，我心里就特别愉快。”，他笑着补充道。
他愿意做着那盏明灯，照亮学生前行的道路。
“但在此基础上，我们更要有道德底线和追求。”，岳光溪认为青年人可以是实用主义，但需要守住道德底线，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去奋斗。此外，青年人更需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比如对于从事科研的同学来说，就要有自己的科研追求。
以他的自身经历为例，他认为同学们将来所走的路，关键并不在于哪个专业：“不管干什么，都要把基本知识学会，然后去找一个国家、社会特别需要的领域，持续地干下去”。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文案 | 张霞 李兆滢 赵予慈
排版 | 裴浩翔
审核 | 杜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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